什么是“女性”？

作者：Su

什么是“女性”（男性）？这个在大多数人眼里看起来答案明显、毫无争议的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即便是因此而做出了一篇性别议题博士论文，我依然一想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头有两个大。但我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在我四岁时候被妈妈带到了舞蹈班，她说女孩就该学跳舞，穿裙子，我奋力反抗。那时只是因为内向和害怕展露自己。后来，这种被强迫的感觉连同长大期间种种对女孩的戒律（不能叉腿坐，女孩应该矜持，不应该回家太晚等等），让我感到强烈不适，也万分不解。面对必须面对女性命运，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女性？我必须认命吗？

接触到女权主义和性别理论（Genre）后，我开始明白，我们可以选择不认命，去反抗。有些人宁愿死，也要捍卫一些东西。即便再艰难，即便必须认命，或许还是可以用反抗换来那么一点点生前死后的尊严——至少在自己内心层面上。当我在中国读大学时候是这么理解女性运动的。我赞成它的目标：改善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

但是这不够，我依然困惑。即便我知道了我们可以不认命，但我依然疑惑：什么是女性？没有读过福柯或性别理论、对酷儿理论一无所知的人，可能马上想到的是女性性器官和男性生殖器官定义的两性。出生时候，医生先看婴儿下体，然后宣布“这是个女孩”或“这是个男孩”。至于无法明确看出的情况（比如间性人），则被归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暂时的悬置情况”。为间性人（intersexuel）维权的战场已经在一些国家展开，尽管中国依然一片沉默。我便不再赘述。

这样将性别完全等同于生殖器官、忽视其社会性的观点已经被批判，或者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以其他方式来理解“性别”的进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之一是福柯。福柯通过《性史》等一系列著作揭露了性（sexe）在西方社会如何被自然化，如何在本体论上因此得以免受权力关系的影响，成为了一个成功免除自身历史性的存在。因此，福柯明确站在了反对解放或自由主义性模式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它们都没有认识到“性别”（“男性”和“女性”）作为范畴（catégorie de sexes）是一种历史生产。遵循福柯和后现代性社会学思路，维护女性权利的女性运动（Mouvement des femmes）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去探究性别建构——“女性”和“男性”这种区分本身，而是采用了一种女性主义解放模式，在不过问“什么是女性”的情况下的谈“女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

我在此不想进行理论知识的梳理，我只想继续叙述我的思想进程：读到福柯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不颠覆“性别二元论“ 和性别范畴的女性运动，是不是并不足以让我们真正自由？它维护了男女平等权利的同时，是不是也进一步将人类禁锢在了所谓“性别”里？更可恶的是，“性别” 被作为非历史性的，是无法挑战的那一部分所谓“自然”（天性、人性……）。而且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男女性别分野，还包括了同性恋/异性恋在内的所有二元范畴和思考方式。

看到这里，或许有朋友会马上给我推荐朱迪斯∙巴特勒和酷儿理论。诚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运动中，后现代理论让我们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就是将身份当作社会建构来看待。酷儿理论家看到了制造分类这种做法的局限性，质疑的是这些分界线本身。“男/女“、”同性恋/异性恋“等性别范畴被看成是束缚个人进一步解放的标签，没有超越二元性别思维的明证。我刚开始写博士论文时，正受这种思想的鼓舞。我决定，通过梳理中国社会的性别建构，解构中国背景下的性别范畴，以及探寻中国社会语境下的”什么是女性？”

我选中从20岁到60岁的若干中国女性作为做田野的对象。这些来自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女人们，成为了我的访谈对象。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直接把问题抛给了受访者 : “你为什么觉得你是女性？” 大部分人茫然，觉得无法回答。小部分人开始找出理由说明自己的女性特质，以自己的生殖器和社会规范中一些对女性的定义来辩解。还有一两个表达出不解和愤怒：“难道你觉得我不像女的？” 她们的反应引起了我的深深反思。她们丝毫没有看出我对“女人”二字的困惑，而是像笃信自己是“女人”一样，笃定我的女性身份。对于她们而言，“女性”二字不是身份，不是可被颠覆的浮萍，而是真切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的原点。她们的一生都围绕这两个字，她们叙述的幸福和痛苦都以这两个字为基础。

巴特勒认为，异性恋规范“把性别本身变成一种不可避免的虚构之物。这种虚构的性别表现为，每一种自称是原型、是内在的、是真理、是真实的东西，都不过是包装的效果，其破坏“性”的可能性应当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以便使性别的“性”成为一种固执的政治表演的基础。这或许是一种承诺，承诺让性对抗身份，甚至对抗性别，让那些在任何表演中都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东西执着于它自身的断裂性。” （巴特勒，模仿与性别反抗，收录在葛尔∙盖宾等主编的《酷儿理论》，李银河译，2003，p.350）然而，我想说的是，这段让一般人看得云里雾里的话，其中承载的痛苦，我们在理解它和承担这份理解时具有阶级性。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和资本去接受这样论断的结果。

颠覆性别范畴，颠覆二元叙事，身份政治的局限性，人的无限多元可能，这些话题只有在和衣食无忧的年轻学子们在一起时，只有在和以这些理论谋生或因其获得人生意义的研究员们或同志运动者们在一起时，才有可能轻易出口。这些时光里，夹杂的是讨论抽象理念的快感和被实证主义拉开距离后的生活残影。是的，只是残影。因为当我聆听受访者讲述她们人生的悲欢离合，当我看到男女同性恋朋友的欢愉和压抑时，我无法秉持这些理论，说一句：“你们都被男性/女性、同性恋/异性恋等二元性别范畴所局限，你们再怎么反抗也不过是宰制你们律法的一个个正、反具身。”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高尚，只是因为我觉得撕裂。

追根朔源，这种撕裂或许来自酷儿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渊源，后者具有否定人的真实生活经验的力量。再有，将重心放在文化批判上的酷儿理论，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引出了“身份运动是否意味着自我解体“这样的政治难题。一些人或许满足于无标签的状态甚至标榜这样的自由，但是对另一些人而言，比如对尚处在被系统性压迫的同性恋群体，自我命名或许是自我肯定的开始和革命的起点。在阳光下说出”我是同性恋“这几个字，足以让人热泪盈眶。

或许我起初问问题的方式就是错的。因为 “什么是女性/男性” 这样的提问方式本就是酷儿式的。如果我们按照伊利格瑞（Irigaray）的方式来问，就只应该问“什么是男性？“ 因为在她看来，女性不过是男性的”他者“。他者不过是从反面来反映男性主体，它本身是无法被再现的（irreprésentable）。所以”女性“不同于”男性“，它不是一个性别，更别说和它平起平坐。又或许正如莫妮克∙维蒂格（ Monique wittig）所说, 一直以来就只有女性这一种性别。因为男性是以普遍的人的形式参与到体系里，需要“被性别化”的只有女性。所以询问女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得其理？在异彩纷呈的思想里，唯有思考长存。因为女权主义也可以没有目的和结论，可以是永远在路上的征程。